求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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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和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作不懈的斗争。
无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夺取政权之后的相当的时期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小生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都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它不但包括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以及广大的城乡小生产者，跟着它走的还有无产阶级中受它影响的一部分人。代表着无产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再被它们所利用，不再成为它们的附庸和尾巴，因而能在认清自己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政党，取得和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问题。这一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要不要一步步地创造条件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其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最强大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国家在那里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一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分裂工农联盟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若不能在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的同时，取得对小资产阶级改造的不断进步和胜利，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最后争得自己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被人无端地诬蔑为“固守僵化的教条”、“死抱陈旧的观念”、“坚持歪曲了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左”的“主要错误倾向”；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却被这些人从历史垃圾堆中翻腾出来，精心地打扮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鲜花。因此，重温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搞清楚近一个半世纪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根本对立，无疑是有它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法学幻想；五、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殉难史。
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般政治要求，首先在十九世纪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法国流行起来。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称为“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5 页）。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了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马恩选集》第1 卷第631 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社会改良方案，给自己抹上了光怪陆离的革命油彩，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又没有这一制度必然造成的悲惨后果。他们总是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用超阶级的一般“民主”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国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 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同上，第631 页）
“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马恩全集》第35卷第193 页）因此，列宁有时又把它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永远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摇摆：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物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小资产阶级内部从经济地位看，有上、中、下三个阶层，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也相应地取右、中、左三种立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对这个阶级的内部状况作过极其生动的描述。在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争夺的主要对象。这个阶级的向背往往成为革命斗争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力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实际上更集中地反应了这个阶级内部上层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城乡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在这个阶级内部造成的分化，特别是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趋势，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虽然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最终是由这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它往往把保证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看成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看成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马恩选集》第1 卷第632 页），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制造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
这种真正乌托邦式的空论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在这以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是站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之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1 卷第385页），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找支持，鼓吹劳资合作的福音，化解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宁愿把一般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让给小资产阶级，而把自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与小业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同上）
马克思曾经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先生描绘了一幅维妙维肖的画像：他“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5 、141 、147 页）。
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好的方面由[ 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
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
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1 卷第122 页）“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7 页）
1887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罗曼语各国的工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也把蒲鲁东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而现在连罗曼语各国的工人运动也把蒲鲁东彻底抛弃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蒲鲁东主义不但在罗曼语各国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激进洼br />
的欲望；在象德国这样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恩格斯这里指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雇佣工人同时变成资产者”的反动欺骗，见下文和《马恩选集》第2 卷第493-4 页 笔者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多明确的轮廓 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 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60-3 页）
恩格斯的这些深邃的预见，不但为后来完全投入资产阶级怀抱中的西欧与日本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为近年来东欧和原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剧变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所证实。毛泽东不但领导我们党克服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长期不懈的斗争。
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这个阶级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地位出发，把市场经济幻想成一个充满美妙的人间四部曲的天堂：诚实的劳动 十足的占有 公平的交易 满意的消费。他们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看作仅仅是小生产者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以为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作为“永恒的规律”，将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充分的实现。由此产生的明确的商品所有权和公平的自由竞争，将保证小私有者对自己的劳动获得“十足的收入”并换取“十足的价值”补偿。他们“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支柱’”，“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发展的顶峰”，“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 卷第530 页，并参见第478-9 页；《资本论》第1 卷第84页注<24>；《马恩选集》第1 卷第118 页）按照这套发展生意经的逻辑，市场经济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刺激起一架又一架无限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永动机，其结果是，一方面将促进生产力和财富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将把“一切社会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马恩选集》第2 卷第530 页），社会就能自然而然地避免两极分化的弊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这样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理想画图。在法权领域中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意志的关于永恒公平的幻想，成了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原则。他们将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资本主义愈是发展，价值规律愈是充分展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愈是发现他们头脑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幻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尖锐矛盾。他们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时指出的，是要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和基本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把现代社会“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并用个别学究头脑中先验的活动代替整个社会现实的基本矛盾运动，虚构出二者相互平衡的综合公式，建立整套或半套的体系，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马恩选集》第1 卷第111 页）。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普遍沦为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的雇佣工人的历史条件下，制造和贩卖诸如此类的有产者先富、无产者后富、最终人人成为资产者的社会幻觉和精神鸦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功能。因为“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马恩选集》第2 卷第49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蒲鲁东主义唯心史观及其错误理论的批判，以及在这个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述，今天尤其值得人们温故而知新。
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
以蒲鲁东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把具有特定社会阶级内容的生产关系混同于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生产力范畴，把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当成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把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混同于这种规定所反映的现实经济形态，把表现为国家和长官意志的法律和法令以及个别人物头脑中先验的公式，当作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东西。因而，用生产力范畴和法权关系取代和取消了作为社会结构之基础和本质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蒲鲁东先生的唯心史观“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马恩选集》第4 卷第325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将为所有的人提供自由发展的机会，驱使每个人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谋求发财致富，这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取之不尽的根本动力，而且会由于个人之间、企业之间自发的盲目的相互制约和反馈调节，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最大的利益。关于市场经济的这种渗透着阶级偏见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和中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狭隘眼界，而由其御用文人们以系统化的学究方式编织起来的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是“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宣布为永恒的真理（《资本论》第一卷第98页注<32>）。
蓄意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极力掩盖这一社会由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和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构成的本质关系，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把市场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的暂时的社会特殊形式，说成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自然本性，以至美化为人类进步最深厚的泉源、最合理的法规，是社会发展不可愈越的普遍原则。正如马克思在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中所指出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马恩选集》第1 卷第118 页）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反映了市场经济表象之间的多种现实联系，但是由于它们歪曲了在更深的层次上最终规定表象的本质关系，所以这些描述只有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生存条件的局部经验的范围内，才有其客观存在的实际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发展，这些互相矛盾的局部经验，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总是象走马灯式地被交替使用和交替抛弃，无论何者都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两难的困境。
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规定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属性，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资本论》第一卷第89页）商品形式这种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社会联系，本来是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它现在却反转过来，荒谬地成了再生产过程中支配生产当事人的独立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即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同上，第89页）把物化了的商品形式的表象关系所采取的虚幻形式，当成就是社会劳动产品物理性质的天然属性，当成就是社会化生产永恒的自然规律，这是直观地反映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商品拜物教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同上
，第93页）。因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了永恒的制度。
本来，马克思已经把颠倒的理论颠倒过来了。他所确立的科学的价值理论已经为历史的实践所证实。但是现在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既拿不出稍微象样一点的理论证明、又不对历史过程及其经济思想史进行任何严肃的系统分析，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凭着随机的灵感，就想把颠倒过来的理论重新再颠倒回去。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下面大段地引述马克思当年对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
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自古代以来就曾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缝隙中存在着。这种即使是偶然的或非日常性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存在，也会伴随着商品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定期地集中进行交换的场所即市场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的存在，与市场经济构成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再生产过程调节机制的基础，完全是两回事。后者要求一切生产要素和劳动产品必须主要经由市场的流通，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其他各个环节，因而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目的而生产的。这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能成为现实的经济形态。在此之前，“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资本论》第一卷第96页）不但供直接消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占据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生产过程的大部分时间，因而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从劳动者阶级手中攫取剩余劳动的方式，是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的。在社会分工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无论占有者阶级还是劳动者阶级，在他们消费的生活资料中，在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到上述生产力的最终限制和所有制关系的直接限制，商品生产与交换虽然存在，但都不但可能成为它们中的主要社会生产形式，都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城市小手工业者之间，之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得以世代延续下来，除了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外，是手工业行会组织内部在生产资料的占有、管理和经营方面，为限制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实行了极严格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措施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制关系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限制，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和交换的经营管理中的实现方式来具体实施和体现的。
当着这种限制作用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发生严重的冲突时，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代到来了。直至产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市场经济包括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和它们的世界市场，才得以确立起来。总之，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缝隙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为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矛盾运动在历史上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小商品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完全的所有制，包括享有合一的所有权、支配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是他们之间进行等价交换的必要条件。这在“只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资本论》第一卷第644 页，第三卷第909页，并见第一卷第830 页）小商品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大量地和短暂地发生在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农业尚未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社会转型期内。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小农经济生产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现在只是把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确立，而增加的剩余产品更多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扩大了的消费所需要的其他使用价值。这时，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的生产方式，价值规律也还不可能成为调节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规律。
在西方历经数百年之久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各类政体的重商主义国家，从君主专制、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到波拿巴式的权威主义政府，都曾直接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并扶持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大规模地或渐进地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无产者和游民，成为在小块地旁苟延残喘的半无产者，同时把生产资料和货币集中到少数占有者手中，为新社会的诞生起了助产婆的作用。这是一部用血与火写成的转型社会的编年史。但是，即使没有国家使社会转型大大加速的干预，单纯由于小生产之间特别是他们与大生产之间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所形成的商品的不同生产成本，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所有权，经过市场经济重复亿万次的商品自发的自由竞争，也会缓慢地和自然地转变为资本占有权，形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马克思认为，从洪水期前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所有权到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价值规律日益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他指出：“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其间，“尽管每一个单纯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以上见《资本论》第一卷第640 ，643-4 页）
几个世纪以来，商品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都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它们清晰地显示了以下的长期相关趋势：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转型社会中，生产力的增长同阶级的对抗一起发展，规模经济的增长同资本对小生产的排挤齐头并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劳动力的破坏与闲置同时推进。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愈是严重，生产愈是相对过剩；市场竞争愈是激烈，资本愈是趋于集中。小生产愈是为大资本所割断命脉、成为它们的附庸，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农业基础愈是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人人都将成为小私有者和资产者的弥天大谎就愈是迅速地破灭。
你自己缩写一下吧。
又是个“炸弹”题！
http://www.sinology.cn/mai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2271该地有更好的论文，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企业理论演进
“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都可以，最好能在1000字以上”，又是个“炸弹”题！
最佳答案
[马克思主义论文] 试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与话语结构
摘 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 历史”、“共时 历时”、“一般 特殊”、“抽象 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 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文革”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 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 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http://18ceo.com/lw/ReadNews.asp?NewsID=1088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
内容提要：
●我国目前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但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就能调动不同类型的文化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就能既唱响主旋律，又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有了这个主心骨，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杂音和噪音，我们照样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真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不着重强调邓小平理论今天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论断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为什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近年来，全党开展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活动，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的“三讲”教育，最近围绕***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开展的学习和宣传，以及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都充分发挥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强大优势，有力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不能及时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影响甚至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那么，意识形态领域究竟存在哪些复杂情况呢？
首先，要看到我国目前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决定的。既然社会上有代表不同经济关系的人群，有不同利益的人群，而且他们在年龄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也有差别，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兴趣爱好、文化选择也就必然会多样化，这是不可避免的。拿文学艺术来说，有人喜欢高雅艺术，有人喜欢通俗艺术；有人喜欢中国作品，有人喜欢外国作品；有人喜欢现代题材，有人喜欢古典题材；有人喜欢思想性比较强的，有人喜欢以休闲消遣为主的。只要内容不是宣扬错误政治观点，不是宣扬色情和暴力，不是宣扬迷信思想，而是基本健康的文学艺术，就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正是我们的文化部门、精神产品生产部门的重要任务。多元文化本身并不可怕，但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多元文化，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调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有了这个主心骨，就既能唱响主旋律，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这样的多元化正是我国现阶段文化生动活泼的一种表现；有了这个主心骨，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杂音和噪音，我们照样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不到保证，在多元文化中缺少了这个主心骨，这样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多元化、混乱的多元化，最终必将导致我国文化的变质和转向。这是十分危险的。总之，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十分突出的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
其次，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的影响。当前，这种“西化”、“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包括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这里要特别提到美国的文化战略，这种战略本质上是为美国称霸全球的霸权主义服务的。前几年鼓噪一时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美国文化战略的一个标本。它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以及以阿拉伯地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的基本态度。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等方面完全不同，很难被西方文明所融化，这两种文明最终必将对西方文明造成严重威胁。未来的国家冲突，将日益表现为由于文明和价值观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对此，西方应有“文明的忧患意识”。按照这种理论，西方应当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对那些文明异己的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争取这些国家的公众，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核心 西方价值观的认同。西方的文化渗透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它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同外国也包括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还会扩大，这是正常的，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对西方的文化渗透，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后，要看到新中国的建立虽已有半个世纪，但来自旧社会的思想、观念、习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冒出来兴风作浪，干扰我们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来自右的和来自“左”的对马克思主义怀疑、否定的思潮的原因。这两种思潮有时这一种比较突出，有时那一种比较突出，不论哪一种，都会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右的思潮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现在社会上流传的鼓吹私有化、鼓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观点，鼓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左”的思潮主要表现为对邓小平理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怀疑。邓小平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党的十五大以来，“左”的观点有所收敛，但也并没有绝迹，不是还有人说我们现在搞的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吗？这就是典型的“左”的观点。正因为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右的和来自“左”的两股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因此，我们就更要坚定不移地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怎样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进一步发挥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其中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关键。而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首先就要提高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我们现在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这一事业能不能在新的世纪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除其他条件外，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怎么样。具体地说，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指明正确方向；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通过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调动他们的建设热情和创业热情；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提供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环境；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的侵袭，为两个文明建设扫清思想障碍。一句话，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就是意识形态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对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地位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 r />
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和群众中去，才能及时排除和战胜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才能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的动力与保证。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上来，不管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多么繁忙，也决不能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决不能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态，决不能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就是***同志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同志所必须具有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继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些年来，我们党在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涌现出一批学习理论、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还有缺点，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党对我们的要求。主要的问题还是理论和实际脱节，理论和群众脱节。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很好地回答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能很好地回答群众头脑中存在的各种困惑，因而缺乏说服力、战斗力，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很早以前马克思就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因此，我们不但要大力加强而且要不断改进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在增强说服力、战斗力，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上狠下功夫，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真正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必须引导干部和群众不断克服和抵制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我们的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有利于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决不能给错误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当前，社会上流传的错误观点如鼓吹私有化、鼓吹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歪曲党的历史和诋毁党的传统，以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建设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等，已经在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发生了影响。对这些错误观点必须进行批评，以防止谬种流传，为害人民，为害青年。批评要讲科学，做到以理服人。批评不能和现行政策相矛盾，比如批评私有化观点，批评把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观点，不能同中央为了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允许它们除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外也可以出售的决定相抵触。要区别学术是非和政治是非，对学术问题，继续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对于干扰大局的错误政治观点，不论来自右的还是“左”的方面，则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敢于批评，毫不含糊。目前，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虽不占主导地位，但要防止它的扩散，防止它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意识形态的冲击。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把一些错误的东西消灭于萌芽状态，不使它畅行无阻，不使它恶性膨胀，不使它弄乱人们的头脑，不使它干扰我们的大局，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的实现打好思想基础。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这就是对我们所要坚持和巩固其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如果认识不清，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虽诞生于一百五十多年前，但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经历一个半世纪后仍能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有以列宁为代表的、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和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几座里程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写进了党章。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发展。邓小平曾经讲过两句很生动的话，表明了他自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这两句话就是：老祖宗不能丢；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两句话讲清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老祖宗不能丢，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仍是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针；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说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老祖宗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解决我们今天问题的现成答案，要靠我们自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走出新路子。所以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以及他针对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和正确决策，都是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大大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作出高度评价：“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坚持和巩固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真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不着重强调邓小平理论今天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重要性。当然，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决不是要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当作一种静态的东西加以固守。正如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一样，邓小平理论也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被丰富、被创新。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肩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了邓小平理论，高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又结合新的情况、新的经验，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增加了新的内容。实践证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毕竟是支流，主流还是好的。支流的问题虽不能忽视，忽视了也会出事，但决不能把支流夸大为主流，以致自乱方寸，自乱阵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之所以是好的，还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虽然还有不少社会问题在困扰我们，但整个社会是安定团结的。这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之所以好的根本原因。只要我们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
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而不懈奋斗，我国的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就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就一定能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二十一世纪的新胜利！
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
编者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列宁把它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由此，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性和随意性，被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无疑，随着时代的前进，唯物史观也要丰富和发展。发展首先要在坚持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能重新回到被马克思所消除了的以往历史理论的主要缺点上去。倒退不是“创新”。唯物史观又只能在将其基本原则运用到社会历史实践中去、运用它们来分析和解决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丰富和发展，而不能对它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正确地理解、阐释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分析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揭示当今社会深刻的矛盾冲突及其根源，把握其发展规律和变化趋势，认清我们的历史地位和责任，已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里发表王锐生同志的文章，希望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蒋大椿先生的论文《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001年，以下简 称“蒋文”)从关心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来命运的角度出发，评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现状，提出超越唯物史观，另创新的历史观的任务。这样一篇文章不能不引起马克思主 义哲学工作者的关注。
蒋文在概述新时期史学思潮的现状时说：“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 ，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形成。这应当是我国史学发展并促成它继 续发展的征象。”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新的情况，面对着新的问题，这是人 们熟知的，不只是发生在史学领域。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环境的改变，当代唯物史观研 究不能说一点缺陷也没有。哲学也应当在自我批判中发展。但是，我怀疑，唯物史观真 的到了“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地步了吗?抛弃唯物史观，代之以蒋文 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路吗?
本文作者并非以史学为专业，所以对于蒋文中关于史学思潮的评述不拟置喙。但对蒋 文有关唯物史观评价部分有若干困惑，拟求教于蒋先生。
一、代替唯物史观的历史观“新”在哪里?
蒋文宣称，“马克思的历史视域及其历史洞察力，在我们时代是无法超越的，但唯物 史观却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对前一句话，我同意；对后一句话， 我有异议。
在蒋文中，唯物史观与传统唯物史观两个提法并用，具有同一含义。众所周知，马克 思所创立的历史观历来被称为唯物史观(有时也称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一词来自恩 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 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
目前，世界上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但他们是把唯物史观当作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批评的 。他们不会在否定唯物史观之后，再宣布确立一个与唯物史观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因为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除了唯物史观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也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中的这个或那个论点，并主张用某些新的内 容来丰富、补充或发展它。但丰富和发展了的这个历史观仍然是唯物史观 当然，可 以称之为当代的唯物史观。
总之，蒋文把用来否定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这对 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蒋文宣布：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是具有如下特征的：(1)唯物辩证的；(2) 以实践为基础的；(3)系统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原来被人们公认的唯物史观 诸特征中，是否有蒋文所列举的这些新东西。
首先，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是因唯物史观的出现而第一次在社会历史领域获得了“ 唯物辩证”的特征的。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恰恰因为不懂得辩证 法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因而完全没有“唯物辩证”可言。只有在自然领域 ，它才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但旧唯物主义离开自然辩证法依然很远。唯物史观的出现 首先是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所以它才能够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驱逐 出去，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把“自觉的辩证法 ”“用于……历史观”的结果，就有了唯物史观，即第一次有了对社会生活作出唯物辩 证的解释的哲学。
其次，只有真正的唯物史观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说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特点是“以实践为基础”，这等于 说，原来的唯物史观是排斥实践的。这样的“唯物史观”当然是冒牌的。唯物史观之所 以能够在社会历史领域做到对事物作唯物辩证的分析，就是因为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 入了社会历史的研究。哲学家吴江认为：马克思不是先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成为 唯物辩证法，然后才把它运用于解释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辩证法真正变成唯物主义 的辩证法，是在唯物地阐发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之后，是在主体和客体 的关系上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之后”。“单纯的逻辑改造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 。(吴江，第19页)可见，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实践观。旧唯物主义者依靠感性直观去观察 人，所看到的只能是生物学的人、受本能支配的人。用这样的抽象人和他的抽象人性解 释社会生活，当然只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社会是人的社会，而实践就是 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社会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而人的社会本性也 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并不断获得新的素质。这就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 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的观点就不可能对 社会生活做唯物的和辩证的解释。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只能是唯物史观。
再次，唯物史观并不排斥所谓系统论思想。唯物史观历来就把社会看作“社会有机体 ”，就是说，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当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 ，系统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甚至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承认，在《资本论》里可 以找到系统论的思想萌芽。
既然如此，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建立在否定或超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 在是很费解的。
二、到底是谁的缺陷?
同唯物史观研究中的缺陷作斗争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我与蒋文有共识。问题在于， 这些缺陷绝大部分是唯物史观自身固有的，还是被人为地附加到唯物史观上去的，是唯 物史观的被扭曲?换言之，缺陷的“账”应当算到谁的身上?这是我的另一个困惑。
如果归罪于唯物史观，那就要像蒋文所主张的那样否定它，并用所谓“新的马克思主 义历史观”去取代它。如果不能归罪于它，那就是另一种做法 恢复真正唯物史观的 本来面目。或者说，回到马克思，并加以发展。
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在后人传承过程中，除了学说本身获得新发展 外，也会在特定情况下被人为地附加上背离学说本质的某些消极东西。这种情况在马克 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过。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对此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8页)在马克思离开人世后，类似情况再次在前 苏联的30年代出现。蒋文列举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前苏 联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前苏联也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但不为官方所 重视)。该类文本是这样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 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以物质本体论贯彻始终。所 以作为它所推广、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精神实 质有了距离。差异集中反映在如何对待实践观上。我们知道，在哲学中引入实践观是马 克思使以往哲学得到革命变革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苏式哲学读本(唯物史观部分)中，实 践的观点长期得不到充分体现。实践的观点只是被安排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作 为认识的来源与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历史是人们创造的，是人们的实践创造的。 然而在“历史唯物论”中，实践观却基本上消失了。其结果是：与实践相联系的作为历 史主体的人、历史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发挥等等问题都 从哲学读本中消失。难怪历史学家对这种“传综br />
唯物史观”感到失望了。众所周知，由 于历史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是来自前苏联的。加上长期革命与战争环境以 及建国后多年的哲学对政治的紧密依附关系，哲学工作者的独立思考空间极其狭小。这 就使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被附加到唯物史观中去的消极的因素长期得不到清理。 如果马克思在九泉之下得知这种情况，他会像当年那样愤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导致人们把背离唯物史观本质的缺陷归罪于真正唯物史观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20多年前，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思想解放使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有所宽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蒋文所说的“传统唯物史 观”的内容，展开了一场清理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相背离的消极成分的论争。从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争论开始，经历80、90年代的无数次有关各种唯物史观问题 的激烈辨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清理附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种种缺陷的努 力。比如说：
历史唯物论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推广和运用的直接产物吗?实践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 物质与意识关 系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转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 识关系问题的?对唯物史观来说，实践是它的本体吗?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接受的提法?当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
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时，他是否肯定了“实践唯物主义 ”的命题，并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承认实践，就不能不承认历史主体与 客体、人的主体性发挥等主客体关系问题。而主体性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80 90 年代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人的问题在唯物史观中同样是新时期的热门问题：人性、人道 主义、异化、人权等，还有热衷于企业文化的企业家们也深感兴趣的“以人为本或中心 ”的问题。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模式争论相关联的历史决定论与选择的关系问题也是新 时期的热点。新时期不但重新提起人生哲学、思考人的价值，而且把价值论移植到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提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一致的问题。此外，人们在改革开 放的启示下，重新发掘出马克思的历史观中长期被埋没的许多珍贵思想，如共产主义和 无产阶级都不能是地域性的，而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难道不是今天人们不 断谈论的全球化、全球意识的先声吗?而且，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鼓舞下，人们还大力 拓宽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把对生活方式、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等新问题的 研究都纳入唯物史观研究课题之内。
以上这些长达20余年的讨论不但使“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得到清理，同时也使它得 到发展。过去20年唯物史观所取得的进展，我认为大体上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 践、人与价值。这不正是蒋文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缺乏的那些东西吗?其实，在马克 思的文本中，这些在“传统唯物史观”中失去的内容人们都可以找到。所以过去的20年 对唯物史观来说，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同时也有很多发展。如果不首先回到马克思，发 展是无从谈起的。在当前，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要评述唯物史观，他就不能无视这20余 年人们做过的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工作。然而蒋文对唯物史观的评述的出发点却 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那种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文本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并把它当作 真正的唯物史观来批判。蒋文宣布：它从所有唯物史观著作中所概括出的6条内容当是 “涵括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我敢断定，蒋文所说的“所有”，肯 定不包括有关最近20年的论争内容的著作。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要求一位史学家十分 熟悉哲学界的论争，也许是苛求。但在他着手评论另一个领域的学术时，是否应当大体 上了解一下那里的基本状况呢?
三、可以商榷的问题
蒋文要求超越唯物史观，也并非完全由于对近期哲学界情况的生疏。从他对下面三个 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的批评来看，他确实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1.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唯物史观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蒋文却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普遍的。文章质疑说 ：“社会意识也可以超越社会存在，当条件具备时，会经过新的超越意识支配下的社会 实践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意识也可以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决 定社会存在。这种情况并非特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出新事物 ，便是社会意识经过人的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的明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上所述，传统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及其关系这个被唯物史观称为的‘基本问题’、‘根本观点’，显然存在着 严重的理论缺陷。”这个批评是对的吗?不对。
蒋文的论证是把社会本体论上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与认识论关于“人的意识 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语)相混淆了。在社会领域中，行动着的 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往往在人开始行动之时以及整个行动过程中，就 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在他的头脑中，并作为意志支配着他的行动。创新的事物(存在)往往 以行为者的创新观念为前提。但这个观念的根源仍然是来自实践、现实。因此反映客观 世界的人的意识又可以创造客观世界的道理，并不能证明社会意识普遍地决定社会存在 。就社会总体来说，作为一个有机体、系统的社会依然是受某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规律支配的。承认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就必然否定历史决定论。但是历史 决定论是不能否定的。因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社会生活虽然是由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所创造，但是社会生活的结果却不是取决于哪 个人的意志、目的，而是服从于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 统计决定论。正如恩格斯所 说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 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 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各 种意志最后“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至于蒋文所说的单个人的创新 意识的作用，恩格斯也没有忽略：“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 。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
不管蒋文怎样宣布他的目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只要他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那就是从根本上拒绝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贡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哲学史方 面的伟大功绩就是第一个在社会历史领域使唯物主义获得胜利。在他之前，唯物主义已 经在自然领域确立起来，但是这种唯物主义一旦运用到社会历史方面，就难免陷入唯心 主义的陷阱。原因无非是：在这里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 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所以许多具有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人往往在社会生活方面仍然认为：是某种观念(人生 而有之或上帝赋予的)决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却认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从根本 上说，就是承认社会意识的本原在于社会存在，换言之，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存在) 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近代社会的平等意识、竞争意识、人格独立意识、个体和个性 解放意识之所以成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主流，如果不是近代工业社会商品经济占居 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产物，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实践(社会存在)便会有什么 样的社会意识。谁能? 诿挥卸嗌偕唐坊醣夜叵档墓糯 缁崂镎页鱿窠 贝 茄 脑谏缁?nbsp;生活中占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意识来?
2.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蒋文说：“以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规律 ’来说，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就不存在，找不出任何一条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个规律的 存在，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蒋文论证其观点的方法是：把生产力归结 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认为作为要素的劳动资料也好，劳动者也好，都不可能决 定生产关系。蒋文的结论是：“没有生产力要素以外的社会支配力量的实践活动，生产 力自身并不能决定出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 br />
律首先是历史规律，属于哲学范畴，蒋文却偏要把生产力当作经济过程的生产要素 来分解开，然后分别论证作为“物”的劳动资料和作为“劳动力”的劳动者都不能决定 生产关系。这哪里是在讨论作为人的活动规律的历史规律呢?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并非单纯是什么“物”的因素。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一起，都 是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生产力表征人驾驭、支配自然的活动方面，而生产关系则表征 在人驾驭自然的活动中所必须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即这种活动的实现所需要的社会形式 )。与蒋文把生产力同人的实践活动割裂开相反，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就是人的实践 活动的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和实践能力的结果。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而二者的相互作用则要通过人的利益这个 环节来实现。举例来说，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体现在工业资本 家阶级运用与配置工业生产过程的种种资源的能力及其活动成果上。当然也体现在工业 无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操作能力上。而这种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要求的社会形式 ，只能是近现代的、受市场机制所支配的、通过契约形式实现的雇佣劳动关系，而绝不 可能是封建性的等级关系。后者不能满足大工业生产的要求，从而使工业资产者得不到 应有的最大限度利润。它同样不能满足刚刚从封建领主庄园解放出来的农民获得人身自 由和法律上与雇主平等关系的需要。正是“利益之神”帮助生产力获得了与它相适应的 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在这里，资产者与无产者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都是有意志、 有目的的活动着的个人，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规律仍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 的客观历史规律”。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蒋文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社会构成的带有艺术性的 形象说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应当结束其使命。在马克 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该代之以经得起推敲的严格的历史概念和术语， 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包括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做出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历史的分析”。 不错，新阶段的史学理论应当有更加严密的历史概念和术语 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 但是蒋文批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不属于“严格的历史概念”、不能有助于“严 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却未免过于苛求了。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对概念的用处其实仅 仅限于在经济与非经济领域(主要指政治与精神领域)之间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 唯物主义原则。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艺术形象类比，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很简单的目的 没有经济做基础来支撑，观念形态之类东西是难以为继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极 其简单的道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 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既然马克思当初并没有赋予它 们以帮助历史学家对具体历史问题“做出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的功能(如果有 历史学家拿它们来代替艰苦的严密的历史分析，那是他本人的误解)，所以现在也无须 “结束其使命”。除非上述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不再起作用了，那么我们 就确实应当抛弃它们。但我认为不会如此。蒋文之所以主张废除这对概念，其实是与他 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立场相关的。
蒋文说，“我当然不是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而是指出探求历史规律应当改换思路亦 即改变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如上所述，在对三个最基本的唯物史观的规律作了彻 底否定之后，蒋文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还能剩下什么历史规律?
至于在探求历史规律方面改换思路(改变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蒋文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历史规律是对的。但他不应该为此而把上述三个历 史规律同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相互排斥的。
综观全文，我认为，蒋文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想摆脱那种被教条主义的、极左思潮所扭 曲的唯物史观，扭转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影响日益下降的局面。这是应当肯定的。但 是他在泼“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真正的唯物史观)也泼掉，就不对了。新的马克 思主义历史观仍然只能是唯物史观 与当代实践紧密结合、根据当代的情况加以发展 了的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蒋大椿，2001年：《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 》第4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吴江，2001年：《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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